原标题:中国式摄影:没有自己的语言 只会莫名其妙的“笑”
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看上去是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陈四益先生在《读书》杂志上的一段话,对摄影界也许是一次很好的提醒:记得新中国刚建立的时候,干部讲话都很有个性,即便说的同一件事情,表达的方式也因人而异,活泼泼地,很有生气。后来渐渐变了。先是基层的干部照本宣科,后来高级干部也照本宣科,讲话有如背书。最后,普通百姓也一并照本宣科起来。不信到街上随便找个人,那些套话似乎个个都会,就是没有自己的语言。这可能算是实现了“舆论一律”,但我不知究竟是思想工作的胜利还是失败。……“一律”的语言,让人感到虚假,就像领导下去视察,看到家家户户都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感恩,让人怀疑事前经过排演。
在摄影界,不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的中国摄影有什么明显的特色?那就是镜头中的“笑”,尤其凡是主流的摄影比赛,得奖作品几乎笑成一团,让人忍不住偷笑。不是吗,我随手拿出摄影报上刊登的整整一版某次摄影大赛的九幅优秀奖作品,从主体到陪体林林总总几十人在笑,也就是说没有一幅照片中的中国人不是笑意绵绵的——要么是祖孙两代人一起笑,还有和谐家庭三代人笑得不亦乐乎;不管是对着镜头被摄影师逗笑,还是镜头中的人物相互之间(是否发自内心的)笑,让看过这些画面的人都以为中国人已经快乐到了这样的情景,还有什么不可以笑的?
百度百科上说,笑是一种心理状态的表达。科学家指出人类在学会说话之前就会笑,而笑的目的是人团结或嘲笑别人,笑也常被当作对他人(多是异性)调情的一种方式。据说人类也是地球已知物种中唯一会笑的动物,对于其他哺乳动物露出牙齿则是挑衅以及威慑的表现形式。但是如果这样一种唯一会笑的动物,在摄影师的镜头前仅仅只会笑,恐怕也有问题。人的笑来源于主管情绪的右脑额叶——每笑一次,就能刺激大脑分泌一种能让人欣快的激素——内啡呔。它能使人心旷神怡,止痛作用相当于吗啡的40倍,对缓解抑郁症和各种疼痛十分有益。但是镜头中的笑能够抑制这个社会所带来的疼痛吗?我看未必!在这样一个看似歌舞升平的社会,深藏在内部的各种各样的“疼痛”仅仅靠这样的笑是无法缓解的,这一点不说也明白。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摄影师总是希望去“制造”这样的笑,我们的评委为什么也总是宽容地“容忍”这么多莫名其妙的笑,这就让人匪夷所思。
我不是说摄影镜头前的人物不可以笑,但是这样一种几乎遍及国内所有主流影展的笑法,看多了,确实会让人笑不起来,甚至有点悲哀——中国摄影的悲哀,还是中国主流宣传意识的悲哀?!这不仅不是艺术,连宣传模式也有点太不自信了吧?这难道就是造成摄影人不会(无法?)用自己语言说话的根源所在?
的确在摄影界,这些年来一些高居要职者只希望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图像,也要求所有的媒体和舆论工具刊登那些千人一面的作品。久而久之,造成许许多多的摄影人迷失了方向,唯上是从,在牺牲了自己个性的基础上,换得了一己功名,这算不算是摄影的悲哀?君不见还有许许多多的以摄影大师自居的摄影家,以自己偏爱的模式训练无数初入门者,容不得个性化的空间存在。甚至在摄影教育领域,被打入冷宫的、给与低分甚至不及格的有鲜明个性的学生,也是个案多多。因此提倡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这是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
在给学生上的一门《摄影作品研究》课程中,我从不硬性规定学生们必须欣赏和模仿哪一种风格或者流派的拍摄,只是将不同风格的摄影家和作品介绍给大家,分析其创作的动因和可能引起的反响,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判断应该如何去做。只有这样,学生的个性才不至于被压抑。而且,不让学生去参加一些主题过于明确、容易扼杀个性的比赛和展览,而是希望他们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些专题的深入拍摄和思考,尽可能让自己的个性空间得到应有的发展方向。记得前些日子在纽约,有朋友问起,为什么老牌的摄影图片社玛格南新近吸收了一些风格迥异的成员,如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新人,阿列克·索斯就被破格加盟。我想这也是玛格南的聪明之处:与其在一种一成不变的风格中死亡,还不如让更多的声音出现在一个平台上,或许还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生机。前些年他们引进了马丁·帕尔,也同样引起过争议,那时候作为玛格南的创始人卡蒂尔·布列松也曾经不愉快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实践证明,这样的做法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让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声音说话,不正是我们的领袖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关键是你得有这样的心胸,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掌门人。
还是陈四益说得好:人有什么感受,就有什么表达。中国人在教人如何表达上浪费的心力太多,其实,只要把事情做好,表达是无需教的。
是的,表达是无需教的,但是一旦给了你很好的环境,你就一定能说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这就是由此引出的下一个话题:我们的摄影人怎样才能学会用自己的语言说话?除了对主流宣传模式的警惕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身处这样一个大环境中,鹦鹉学舌已经成为条件反射,要想努力说出自己的声音,有时候真的很难,需要很深厚的积淀才行。
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美国年轻的女摄影家朱·莱昂纳德出版了一本画册《相似物》,拍摄的是美国街头和社区逐渐消失的店面以及类似的物品。这是一部都市转型的叙事诗,构成了1998年到2007年之间包罗万象的400幅照片的堆积物。摄影家从纽约和布鲁克林开始,以其冷静的目光,一直延续到墨西哥城、华沙、东耶路撒冷,甚至乌干达,从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发掘出这些画面。并非是巧合,《相似物》中出现的一些照相机商店和摄影冲印店,也逐渐被数码摄影和连锁店所替代,然而摄影家则以传统的摄影方式对这些逝去的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她拍摄这本画册所使用的就是古典的罗莱相机。这些独特的主题也许同时从两个极端暗示了摄影的永恒和消亡。
她的作品继承了一些先行者的遗风,比如沃克·伊文思在大萧条时期所拍摄的店铺和标志。然而从精神气质上,完成于21世纪转折点上的《相似物》也许更接近于法国摄影家尤金·阿杰,他那些对街景的纪念碑风格的纪实正好发生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转折点上。当然,莱昂纳德的主题也许具有更多当代的风格特征。从这一点上,她的作品有点类似于贝彻夫妇拍摄的工业建筑的肖像式造型。如同贝彻夫妇具有张力的类型学风格,莱昂纳德所关注的主题更小一些,更自由一些。然而历史已经深深嵌入这些影像之中,让无生命的物件成为了历史的组成部分。
画册的最后洋洋洒洒十多页的文字,长短错落,看似摄影家的随笔。然而不是——再翻到后面,每一段文字都有注解:原来是莱昂纳德摘录于报刊杂志的摄影家以及名人的访谈,包括一些摄影专著的精彩论述。
这里我想说的是,莱昂纳德的拍摄是“预谋已久”的,是饱读前人著作的基础上深思熟虑的结果,是这些阅读之后的转换成图像的“读书笔记”,而非一时的冲动之作,因此有着厚实的灵魂。由此让我联想到:摄影圈一直被艺术界诟病的就是缺乏文化素养——摄影凭借高科技的发展以及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技术含量,使入门变得轻而易举,使普及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结果也导致了摄影人变得浮躁,容易满足于表面的视觉认同,放弃了对人类精神层面的探索。比如在我的博客上,有人和我讨论一些热门的摄影命题,但是对方却声称他从来不读书不看报,这不是很荒诞的一件事情?不知是否可以做这样一个调查,摄影人购买书籍和摄影器材所花费的比例是多少?也许就能找到症结所在。当然,莱昂纳德的实践直接否定了人们对摄影家是“不学之士”、只会按快门的说法(当然“不读书的摄影家”更多的是嘲讽中国的特殊现象),让人总算感到了些许的欣慰。
用自己的语言说话,也许真的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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